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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逐年增加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下，按装备能力“一刀切”的产业政策表现为淘汰落后装备红线不断抬高，而中小企业为符合政策要求则大幅扩大装备生产能力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
拆小建大就是这些小规模企业的惯用招数之一。有的小企业偷偷给300立方米的高炉穿上外套，使其“变身”为不在淘汰范围内的400立方米高炉，以此蒙混过关。
今年钢材市场稍有回暖，一些小企业依靠较低的人力成本、环保成本以及灵活多变的运营机制，和国企相比依然有利可图，于是便加足马力进行生产。这也导致首季度全国平均日产粗钢213.2万吨，再创历史新高。
当市场形势急转直下时，这些企业为了保住好不容易占领的市场份额，减产意愿并不强烈。即使处于亏损状态，企业也不愿减产，因为减产的成本可能比不减产还要高。比如停产之后员工工资、银行利息方面的净流出等问题，都是企业要综合考虑的。尤其对于小钢厂来说，减产还可能会引起银行停贷，后果更为严重。市场的问题终归要让市场解决。如何将剩下的众多民营企业整合起来，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兼并重组、缩减产能，既要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问题。多年来，通过行政审批手段严格控制钢铁产能收效甚微。日前，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引来各方热议。
如何处理好审批制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，也是令业内比较担忧的问题，尤其是像钢铁这样存在产能过剩的产业，可能会触及各方利益问题。在国家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新增项目的大背景下，行政审批权全部下放是把双刃剑。虽然会让大企业投资项目缩短审批时间，使之不会错过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的时机，但是，这很可能会导致某些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角度出发，不进行严格把关，引入一些生产低端产品的小型钢铁项目，导致产能过剩再次加剧。
虽然通过提升环保“门槛”倒逼钢铁企业产业升级并不是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路径，但是，下一步退出市场的钢铁企业，很可能就是输在环保上。落后钢铁产能的节能环保投入少，产品成本低，企业利润高。因此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是进一步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有效方式。此外，还应该依据能耗、物耗和清洁生产标准，从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来对钢铁产能进行限制。
钢铁调控要将环评标准与“税价机制”相结合，使得不符合能耗、环保标准的企业没有利润，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从中没有税收，在利益关系上形成自动退出机制。
本站信息由天津大无缝钢管厂工作人员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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